近来宣誓之风不减，比如中国警方出台廉政宣言宣誓要清廉终生永不贪赃，人事厅还专门发了《认真做好新录用公务员宣誓工作的通知》，四川公务员上岗前要面对国旗宣誓，8月15日广州市廉政文化周启动来自海关、地税、国税等廉政“高危行业”的500名青年公务员宣誓“以后当了官永不贪污”，10月18日上午长春市政府新楼启用市长祝业精率全市3000名公务员面对国旗庄严宣誓表明为人民服务的决心。

    国人看惯了政府及其机构越来越高越来越豪华的办公大楼，我们也无需去与美国佛罗里达、密歇根市政厅寒酸的办公楼相比，因为国情不同。我们不知道神州这千、万栋楼盘背后的廉洁或腐败故事，但作为纳税人的钱到底该花在何处，是由我们的父母官拍板还是应由地方人大代表表决，我们也不得而知。祝市长讲政府搬迁后将腾出的这块宝地转让给国内有实力的大型企业集团集中发展商业，对于实现中心区土地利用效益最大化、创造更多的经济增长点，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照此思路国内政府机关旧楼建在市郊的恐怕极少，那么未来的岁月里头不知又要有多少高楼平地而起了。本文仅从宣誓角度说事，政府机关建不建新楼是政府的事，至于“效益”、“经济增长点”云云，那要看今后了还是留给历史评说吧。

    中国民众对萨缪尔森称之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的GDP已经越来越淡漠，因为GDP越来越成为官员政绩的体现而不是百姓幸福指数的标志。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包括联合国，开始采用GNH（国民幸福总值）来统计和评测经济价值。我们的官员应当不再单纯和盲目地追求“有增长而无发展”的GDP，从而实现对GDP由盲目崇拜、病态依赖到超越“政绩观”的终极价值。2004年中国的人均GDP在世界的排位从第112位上升到107位（按照世界银行的算法是从第132位上升到129位），而2004年中国的人均GDP却只有全世界平均人均GDP的1/5。中国GDP成本、单位GDP产出以及能源和其他资源的消耗上都是极高的，我们仍是一个发展中的穷国。

    据报道今年初全国居民储蓄存款超过了14万亿人均超过万元，国民口袋的钱多了点儿可其背后恰恰是公众对未来预期的忧虑。在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甚至缺失的情势下，我们还没有“从摇篮到墓地”的可靠保障，那么储蓄存款就是当然的选择了。中国公民的幸福感或者幸福指数仍然处于较低的层面，中国社科院公布的《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显示，2005年我国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较2004年有所下降，越来越多的居民总体生活满意度为“一般”。

    曾几何时“宣誓”热汽腾腾扑面而来，结婚登记、新警入警、学校开学、学生考试、论文答辩、矿工进洞、环保活动、上任就职、长大成人、证人作证都时兴宣誓。就像前两年的“承诺”热一样，宣誓成为搞笑了。假如老总宣誓永不搞商业贿赂、永不拖欠农民工工资、永不包二奶；夫妻宣誓永不闹离婚、永不搭理第三者、永不吵嘴打架；ＭＭ宣誓永不把自己露臀、露背、露乳沟、露大腿、露小腿的照片发到网上、永不脱衣服用下半身写作；明星宣誓永不偷税漏税、永不借助绯闻炒作自己、永不随意发明星脾气、永不拍***，那么将出现宣誓文化了也未可知。

    本来宣誓是宣誓者出自内心的想法与追求，是一种自我约束也是心理的自我暗示，是神圣与忠诚的代名词。为官清廉照理说都是起码的官德是理该做到的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反而还要庄严地宣誓，怎么看怎么別扭和滑稽。真正要做到让“高危行业”的公务员“不能贪、不敢贪、不愿贪”只能靠制度跟进，我们的体制还有漏洞缺乏必要实际的监督机制。反腐倡廉只能靠制度化、法制化来保证，用切实可行的机制去创造维护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创造公平正义和谐的社会环境，绝不是宣誓搞几个噱头就可万事大吉的。

    最初的誓约是依靠某种神秘的力量、通过报应论在宣誓者内心形成恐惧进而产生对其精神与道德的约束力，恰如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人们发誓并不是出于道德原因，而仅仅出于盲目的迷信。”宣誓是世界各民族早期共有的一种古老的神判方式，它起源于原始巫术仪式中的诅咒，表达了原始初民对恶神的憎恶和对善神的信赖和遵从。宣誓仪式对西方法律文化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总统就职、证人在法庭上作证都要手按《圣经》宣誓，英国的《宣誓法》、德国和法国的刑法典、民法典与诉讼法中都有专门的关于宣誓及其所产生的法律后果的条款。

    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誓言在罗马中有很大的力量，所以没有比立誓更能使他们遵守法律了。”在西方国家“誓约”之所以能得到一种普遍的遵从，主要原因是西方文明来源于希伯莱文明与希腊文明长期信仰基督教。在基督教的语境中宣誓是一种很神圣的事情，一个信教的人手按《圣经》宣誓，就不仅仅是他与自己的良心宣誓而是向神的宣誓，这种宣誓事实上构成了他与神的一种契约。如果他违背了誓言就是违背了与神的契约是要受到神的惩罚的，所以正是人的信仰才决定了誓言对他所起到的约束作用，而不仅仅是他的良心、社会舆论或者廉洁教育。

    中国自古亦有盟誓的习俗，如社会生活中的“一言九鼎”、“一诺千斤”、“有如白日”等。中国古代“誓”只是作为一种原始的无意识情结从未被纳入正式制度之中，国人也从来没有西方人那种把宣誓视为神圣并形成内心强制以及对作伪誓有强烈道德恐惧感的文化传统。宣誓的本质并不是一种外在的制度约束而是个体愿望的自我表达，只有个人具有信仰才可能使宣誓成为对个体的制度性约束。我们今天处于社会转型时期，许多旧有观念被打破而新的观念没有完整树立，物欲横流中一些人失去了信仰头脑中缺少崇高的社会理想只相信现世的功利。转型期的中国正在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制度建设与道德重构，所以，道德的自律与法律的他律是建设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两支力量。

    我们的公仆和封疆大吏掌握着公权力，其中的人权、财权有的还带有某些个人意志色彩，他们的宣誓和承诺也便带有更大的看点。我们还记得2004年7、8月间先后有海南、安徽、上海、福建等13个省、市、自治区以政府、市委的名义，向社会做出公开廉政承诺。承诺内容包括：坚决抵制跑官要官，严管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坚决拒收现金等。廉政承诺既然是向老百姓做出的承诺，就应让老百姓监督这些承诺。我们知道对于廉政承诺的可操作性，在权力出现严重不对等的情况下任何下级对上级的监督都是难以真正实施的。无论是“红包礼金”还是“买官卖官”都是一对一的“隐蔽性”的行为，仅仅从承诺和表面的情况观察是根本无法判定的。要想制约这两种行为必须有一个有效的刚性措施和监管制度，比如官员财产的公开、公权力的透明等等。

    2004年春夏主流报纸十大流行语时事类（国内）为：“问责（问责制）、西柏坡精神、航意险、宝马彩票案（体彩造假案）、第二代身份证、诚信缺失、台湾‘公投’、廉政承诺、航班延误赔偿、三农问题”，“廉政承诺”上榜足见“廉政承诺”一词当年出镜之频。令人回味的是“诚信缺失”一词也同时入选而且排位还比“廉政承诺”靠前两位，“承诺”与“诚信”之间的关系不言自明。沈阳市原市长慕绥新任新一届政府市长时率沈阳市班子成员在就任大会上宣誓：“依法从政，廉洁奉公，牢记宗旨，报效人民”并“希望全市人民及各界监督”。誓言的背后慕绥新贪赃枉法为所欲为，东窗事发他的宣誓便成了流传于世的笑话。原安徽阜阳市长肖作新上任伊始就慷慨激昂地宣誓“要坚决惩治腐败现象，严厉查处贪污贿赂、弄权渎职、敲诈勒索、以权谋私等不法行为！”可就在当天晚上这个所谓疾恶如仇的肖市长笑纳了祝贺他荣升的40多个红包总金额近百万。更精彩的是原河南省交通厅三任腐败厅长中的曾锦城还向组织写过血书信誓旦旦“我以一个党员的名义向组织保证，我绝不收人家的一分钱，绝不做对不起组织的一件事”，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2004年7月22日《新闻晨报》曾报导上海市委、市政府21日在上海展览中心召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干部大会，陈良宇代表上海市委常委集体做出承诺：“一、凡是向市委常委跑官要官的，不但不给，而且要批评教育，并告诉组织部门记录在案，今后对这样的同志要注意观察；二、凡是给市委常委送钱、有价证券、贵重物品的，一概拒收，拒绝不了的立即上缴组织，并记录在案；三、凡是打着市委常委及亲属、身边工作人员名义办事或利用领导影响牟利的，请各单位一概予以拒绝，并严肃批评，同时告诉市委常委本人；四、市委常委会一班人要带头遵纪守法，绝不越权，更不滥用权力。同时，要严肃制止以市委领导亲友名义办事的行为，严防和打击冒充领导同志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行为。”

    二年后即前不久的9月25日中共中央决定对陈良宇严重违纪问题立案调查，决定指出：“根据目前调查的情况，陈良宇同志涉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袒护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严重违纪问题，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只要有小学文化也可看出，对比二年前“陈书记”的承诺岂是一个做秀可以了得简直就是弥天大谎了，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权倾东南的封疆大吏演绎没有丝毫诚信可言的承诺该是怎样的一个超级玩笑。

（转贴，作者: 阎笑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