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有个说法是，很多中低收入者买不起房，而开发商建造的大量“豪宅”闲置卖不掉。所以应当调整银行资金投向，通过利率等货币杠杆鼓励房地产业更多地开发经济适用房，同时为中低收入者购房提供优惠政策支持。

　　政策什么时候都不应当否认或者忽略住房问题上的社会公平取向。但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的公平性政策不应延伸到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中来。银行是企业，开发商也是企业，他们面对的是市场。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不是银行或者开发商等市场化的企业该管的事。在这个领域中，我们就要强调和完善市场化的游戏规则，不能把公平的政策取向也加进来。

　　应当明确，在市场经济下，货币政策的主要职能是调整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平衡关系。调整公平的主要杠杆是财政政策。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就应当更多采用财政政策，如贴息、贴租等。例如，城镇中人均收入低于某一个水平的家庭购房时可以由政府贴息。如果有些特困家庭，政府贴息也买不起，那怎么办呢?可以采取政府贴租的方式。采用这样的政策，我们才能把政策和市场发育分开。不应让调整公平的因素参与到正常的市场交易中来，否则就会扭曲真实的竞争形势。

　　有个问题特别值得辨析清楚。与我们的城市化目标相比，在目前所有的住房资源中，如果把存量住房资源也包括进来，究竟是“豪宅”的比重过大了呢?还是低档住房的比重过大了?拿迫切需要住房的最低收入人群和最昂贵的闲置豪宅相比，永远找不到市场出路。

　　在“田忌赛马”的故事中，你用100种数学模型模拟，田忌的上、中、下三种马也赛不过对手。但田忌确实就是三比二赢了。怎么赢的呢?用系统的眼光、资源优化的眼光看问题赢的。在市场经济下，200平方米的豪宅是怎样卖出去的呢?是住160平方米高档公寓的人卖掉公寓买走了豪宅，住120平方米的小老板把中低档公寓卖掉买走了160平方米的高档公寓，住90平方米普通居民楼的住户卖掉现住房买走了120平方米的中低档公寓，住60平方米的普通单元房的居民卖掉了较小、较远的单元楼房买走了90平方米较近、较大的住房。住30平方米平房院的人卖掉平房买走了60平方米的单元楼房，最后没有住房的外地进城务工经商人员买走了30平方米的平房院。200平方米的豪宅实际上是被“分割”地卖掉的。解决昂贵豪宅与中低收入缺房户之间矛盾的方法并非就是拆掉豪宅建廉价房，或者给中低收入者补贴到他们买得起豪宅。

　　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住房存量资源的流动性太差，二级市场迄今没有发育起来。上述合理的资源配置方案就无法真实地通过市场交易自发地实现。没有二级市场以至居住权流通的三级市场，我们就不能建立存量资源向下流动的梯次，住房的增量资源也就不能在市场上顺畅消化。

　　我们不应当把城市化目标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建“工人新村”的水平。世界各国的经验，包括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依靠政府补贴解决住房问题的人群不会超过10%。绝大部分人群是靠市场解决住房问题的。

　　四、盲目投资应当抑制，但当前房地产业发展应当慎提“过热”

　　目前有些地方确实存在着对房价前景的过度乐观预期，由此出现了一些盲目投资的趋势。但这是局部性问题，不是全局性问题。对当前房地产发展应当慎提“过热”。

　　说“过热”应当有个理由。也就是和什么比是“过”热。

　　我们先和需求比。

　　目前据说存在着上亿平方米的闲置商品房卖不掉。有人以此为据，说供大于求，因而是过热。那我们估计一下，不算农村进城经商务工人员的住房需求，单说现在的城镇居民，我们假定有20%的城镇家庭有改善住房的要求。20%的估计肯定不“冒”。我们再假定要求改善住房的这些家庭只是想增加20平方米的住房。增加20平方米也不是个很高的要求。20%的城镇家庭是多少户呢?是2700万户。2700万户，每家增加20平方米的现实需求是多少呢?是5.4亿平方米。

　　人们从自己身边经验中就可以判断，这个需求是客观存在的，是现在就买得起、或者在住房信贷的帮助下买得起的需求。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提法是，我们现在有超过5.4亿平方米的商品房闲置吗?

　　我们再和实物层面的供给能力比。

　　“过热”的可能表现形式之一是货币投入远远超过某一领域的实物可供量。需求超过实物可供量就会导致物价膨胀。我国过去曾经遭遇过的恶性通货膨胀大都具有这样的特点。问题是，我们现在的砖瓦灰砂石或者主要建材出现供给短缺了吗?

　　我国目前的物价变动水平才是0.3%左右的微弱正增长。这个物价总水平的最大危险不是膨胀，而是回到刚刚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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